◇   贾生堂

　　上大学是我从小就经常做的一个梦。然而随着1973年两年半高中生涯的结束，我成为了“回乡知识青年”，当然不会有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       1977年深秋的一天，我带着大哥去看病，在通往子洲马蹄沟医院的大道上，从高音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声音。这一消息使我欣喜若狂，犹如阴雨连绵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阳光，终于可以按“自愿报名、统一考试、地市初选、学校录取、省市批准”的招生办法来圆大学梦了。考虑到回乡几年，每天滚一身泥巴，出几身臭汗，当民办教师也只是小学知识，再没接触初高中课本，尽管可以复习，但在短时期内要将物理公式、定义、化学方程式等掌握谈何容易，尽管在整个初、高中，从没有开设过历史、地理课，但感觉还是可以自学，似乎要比理化容易，于是决定报考文科，开始了复习。

　　错误的选择必然带来应有的后果。由于是没有学过的知识，又没人指点，加之借来的课本知识陈旧、内容不全，时间紧迫，靠自己自学其实是盲人骑瞎马，理解不了、印象不深、效果太差。高考结果是未被初选，甚至连究竟考得多少分数也因没有公布而不得而知。

　　心灰意冷的我决定不再参加高考，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征山治水，战天斗地（我此时担任高镇公社董家墕大队党支部书记、革委会主任）。1978年3至4月份，被录取在西安矿业学院的同班同学高建炯来信，让我不要放松复习，再度高考，我给回信说不考了，他又来信让我考，我又回信不考了。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来回，最后他生气了，在信上大骂我“不是男子汉，没出息”。也多亏了这一次骂，觉得再不考实在对不起他，于是决定再试一次。既然试，必须改变方向，文科是不能再考了，改为报考理科。回信后，高建炯大喜过望，在鼓励的同时，给我寄来了手抄的复习资料，于是我每天除了参加公社会议并回来传达贯彻外，开始了紧张的复习，白天不松懈，挑灯夜战到深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艰苦的努力终于换来了胜利的果实，高考结果，我以总分308.5分的成绩进入了初选。

　　大约是8月份吧，电话打到县教研室，蒋生春主任告诉我，你被绥德师院录取了，同时告知，当年高镇公社只考上两人，另一人是高长智。于是在梁山水库参加完最后一次公社会议后，我把大队书记的手续交了出去，做好准备去上学。

　　可是问题又出现了。秋收结束了，没来通知；天寒地冻了，还是不来通知。几次跑到高镇，电话问教研室，是不是又泡汤了，答复说估计不会。但通知书不来，总是不踏实，那时的心情用“如坐针毡”、“坐立不安”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，比上年没考上还要着急，因为生怕到手的兔子再跑了。

　　直至1978年10月底，我才终于收到了“陕西师范大学榆林专修科”的录取通知书。上学报到后，才知那年秋雨连绵，学校的窑洞全部渗水，泥皮脱落，天晴后只用大泥简单灰裹后又一下子干不了，故而推迟。

　　收到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心潮澎湃，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。通知书啊，你来得太迟了！如果高中毕业就能考的话，你迟了5年；如果锻炼二年就能考的话，你迟了3年；如果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上的话，你迟了1年；单就这一次，你又迟了几个月，真可谓望眼欲穿啊！通知书啊，你太重要了！你不仅把我的身份由农民变为干部，而且这一生的命运也由你一纸通知书而发生重大转折。

　　渡过黑暗的人，才知光明的可爱；受过苦难的人，方晓生活的幸福。榆林专修科，绥德十里铺，尽管师资不足，条件简陋，是全国最差的高等院校，但正如我们的苗常茂书记讲的：他是青皮柳栽栽，正是长材材。尤其是我们这些经历过曲折的人，没有嫌条件的落后，更没有觉得学校的不行，而是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不肯虚度半分光阴。

　　经过两年的苦读，我毕业分配回了横山。无论是横山中学的10年，教育督导室的3年，还是县政府办公室的10年，县人大机关的6年，我都较好地完成了本职工作任务，为横山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。回想起来，还是得益于榆林专修科，得益于那张迟到的 “大学录取通知书”，同时也让我有了三个深刻体会：一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；二是只有不放弃，才会有结果；三是磨难并不全是坏事。

　　写到这里，我怀着感激之情，感谢党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，感谢高建炯同学的“骂”，感谢绥德十里铺的“苦”，更感谢那张迟到的通知书。

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9年2月